為何在北京的他不願放手?(二)

(本文24/6/2014 刊於《信報》 C7  女播天下 ）

嚴肅編輯對著初級記者，曾經這麼訓示過:「你建議這新聞分上下集，提甚麼內容、明天再說，你怎知明天一定會播出!明天有大新聞怎辦？要有彈性才行!” 」當年，天天被他提示，差點麻木。Ｎ年後，寫了篇專欄上集，因被身邊前輩、重要人物（意指在我心中有個位置的）提點，原本不打算寫下集，被副刊話事人及多位友好追問下集去向，方憶起，高大編輯經常眉頭深鎖的那張臉、那套獨特見解。

 

行，說好的下集，仍然有「在北京的他」。

沒再提婚姻不愉快，他，有一次，帶了口中的太太來朝陽區，那香港廣告人開的甜品店捧我場。那晚，與友人在店內舉行了小小的音樂會，來聽的，包括有多位駐北京記者。

其中一位資深記者，備受我那位政府部門朋友讚賞。「你看，全店的駐京記者，只有他一到埗就四處張望，留意周遭環境、有沒有特別人物，這是新聞人應有的舉措，當然，他跑中國新聞幾十年，跟只有幾年經驗的新手沒法比。」他口中的男記者，現在也當了大學學者，長駐大陸，也為某政黨寫了本書。對，他就是行家口中的大鬍子。

 

廣交朋友，是統戰的重要一環。來到北京，不管他把我當成甚麼，說實話，與他交往的那些年，真把他視為內地好友。博士畢業禮那天，他帶著下屬，來海淀區校園為我拍照，相片的確拍得很有水準。

他，從來像賭神，但那天，他破例和我來張合影。「相片都存檔嗎？在你們部門，我那檔案有多厚？」他，但笑不語。那畢業論文，是談香港回歸前後電視新聞演變，他沒問，我就主動送他兩本，反正，他要拿，根本毫無難度。

 

北京之外，他的活動範圍，也包括香港。與他和同行的男女下屬，曾經到過九龍城的潮式糖水店，與九龍塘的某酒樓。作為好友，介紹一下香港美食當然沒問題。但，請原諒，當帶著學生到台灣採訪總統選舉，你希望知道是由對岸哪個單位接待等等細節，儘管資料很皮毛，但作為人家的老師，我不應、也不可向在大陸有身份的你透露。既然，你需要的，我不能提供，就讓咱們的友情冰封在某一年吧。

保重，雙子座。

 

 

當堂邊鶴變成新聞主角

(本文17/6/2014 刊於《信報》 C7  女播天下 ）

那天中午，在餐廳邊吃邊看午間新聞的，大概佔全店九成人。幾部電視機均調教為靜音，有畫面沒有聲音，街坊依然看得入神。「只報道警察如何用胡椒噴霧對付示威者，為何沒說有多少名警員受傷？」在旁的中年夫婦，看來甚不滿示威者衝擊立法會，未細心留意餘下幾則相關新聞，已按捺不住。

 

咦，在清場行動中被警員帶走的，竟然是他！「喂，沒事吧，為何被警察箍頸？你有沒有表露記者身份？」掛線後兩小時，他坐在咖啡店，手執手掌般大的攝錄機，展示在立法會門拍到的混亂情況。「當時有沒有被粗暴對待？警方實在過分，他們有沒有先口頭警告？」

 

加入港台電視部十五年，現主力負責《議事論事》堂邊鶴環節的他，這次，果真由堂邊鶴變成新聞主角。「連戴健文都有致電給我*，其實，不是太大件事，被警察帶走後，不用五分鐘，我又折返現場，與其他行家一起採訪，連某電視台的女記者都問我，為何那麼快又成功回來。」做傳媒的，眼見警方要清場，他明言怎也不願放棄在最佳位置拍攝。「我當時和另外幾位攝影記者一起，根本沒有阻礙警察行動，怎知一位警察叫我不要拍攝，我沒有回應他，突然從後就有幾個警察走過來，有些拉著我的背包，有些用拳頭拍打我，有些搔我的腰間。」

 

不問究竟就出手，警方有何解釋？「我當時被箍頸，沒法高叫自己是記者，但在場的行家都告訴警察，我是來採訪的，但警方根本不理。有位警察說，帶走我，是因為我站得前，與是否記者的身份無關。」縱然被打被箍頸，他，無意放大受害人身份。「警察打我十多拳，主要是拍打，不算很用力，只是想推走我。」

 

周五又開財委會，示威者有何行動尚未知，但那次在衝撃現場的他，就認為搶鐵馬想擲向立法會玻璃門的，是少數。「大部分示威者都很理性，一見有人想以激烈手法去表達，就會當面質疑對方是否來滲透，特意搞亂子。」

 

為新界東北村民發聲的青年人，縱有一腔熱誠，以防被滲透，冷靜行事乃至關重要。

又，這次本該寫《為何在北京的他為何不願放手（二）》，但換了話題，你，懂的。

 

* 更正: 「戴健文在面書私信我......」

 

 

為何在北京的他不願放手?（一）

(本文10/6/2014 刊於《信報》 C7  女播天下 ）

第一次跟他見面，大概是十年前，地點，在北京什剎海的孔乙己酒樓。那晚，是他們部門的人宴請台灣駐京行家。我嘛，當天收到台灣友好一通電話，說要介紹北京朋友給我。作為駐京新丁，當然求之不得。人生路不熟，要建立人脈網絡，多去飯局實在少不免。重點是，千萬別喝酒。         當晚，沒人要我喝什麼黃酒，只吃了碗酒釀丸子。整晚，沒多說話，反正只有我一個香港記者，耐心地聽就行。快離開的時候，他遞上了名片，白底黑字，只印有名字、電話號碼。「我們的部門名稱不方便印在名片上，其實，我跟很多香港駐京的記者都認識，大家以後多聯絡。」不管名片上的名字是真是假，反正來跑新聞，廣交朋友不是壞事，尤其是政府部門的人，作為記者，不能、也不該避開。           那晚之後，他積極跟我建立朋友關係。短訊、電話不斷，談的內容，幾乎跟公事沒什麼關係。「你是6 月生日的，哪天？噢，跟我差幾天，那我們都是雙子座！」往後的日子，他每次打電話來，或是短訊留言，都用雙子座這暱稱。相識後幾個月，某晚，與他出來吃頓飯，沒想到，他會來這一套。「我最近很不開心，跟太太關係很不好，與她沒有什麼感情可言。」那時雖然單身，但對他絕對沒有半點興趣。以為是工作上認識、私底下談得來的朋友，怎麼會這樣暗示？是自己給了人家錯誤訊息？不管對方是否有意用「美男計」，總之，小心為上，不敢當什麼戀愛顧問，那刻就板臉，沒補充，只光聽他抒發己見。           印象中，自從沒回應他的不愉快婚姻生活後，對方也不再提感情問題。以後的會面，很多時候他也安排多一名下屬來，也談多了香港記者在京採訪事宜。前輩說，這樣符合他們的運作模式。「他們一般是一個傾談，一個記錄，也互相監督，你公事上和他交往，沒問題。」           2010 年年中離開新聞部，請教專責大陸新聞的資深傳媒人，他的一番話，令我更下定決心結束這「朋友關係」。「作為記者，什麼人也可以是你的朋友、你的消息來源，但作為大學老師，就沒必要跟他們有交往。」可是，明示暗示多次，對方至今也不願放手……

 

一塊八毛背後的意義

(本文3/6/2014 刊於《信報》 C7  女播天下 ）

        某組織代表說：「沒說六四無死人，但又不是死了幾千、幾萬人，怎能說是屠城！」這樣厚顏發表此「認清六四」言論，實非一般人能及。作為中年人，起碼當年收看過電視新聞，看過包括親中報章的詳細報道，都不會忘記八九春夏之交，多位手無寸鐵年輕學生、平民百姓如何犧牲了寶貴的生命。廿五年過去，面對個別違背良心說話的「人」，最好的應對方法，就要站出來，為年輕人提供多點那年那事的資料，讓他們自行分析。

 

        幾位大學生約好了當年、今日的社運代表訪問，選好的場地就是前傳媒人開的餐廳。老、中、青被訪者的分享固然精采，令學生印象最深的，反而是餐廳東主、束有一頭長髮的岑老闆。「他既不收我們租場費，又表示吃飯可以打折扣。採訪時我弄壊了天花吊燈，他不計較之餘，還擔心我自行修理會觸電，最後，他更藉故說我們忘記了帶走一本書。這本《回家》，根本不是我們的，是他有心送給大家看。」

        凌晨一時多，她跟我在電話中回想製作六四專題的點滴，愈說愈感動。「有編委會的莊員透露媽媽的同事就是六君子之一，自告奮勇邀約那位師姐。怎知師姐兼媽媽同事卻說：『我之前已接受另一家報館專訪，不想人家以為我很想主動分享，除非你們約到其他五人，我才會考慮。』這班大學生認為，師姐是以激勵方法，提醒他們要約齊六人。最後，激將法果然造就他們完成獨家專訪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決定要做點事，有心有力更要有錢。原定印製一萬本特刊六四在維園派發，但籌款情況未如理想。「幾天前，一位兼任教師致電來說要為印刷費包底，二話不說就捐了幾千元，還要求我們別告訴別人。」這位有心人，不但自討腰包，還出面問小學同學借出酒樓場地給學生拍攝六君子專訪。低調、有心，新一代都放在心底。

 

        每本特刊，印刷費才一塊八毛，背後的推動力，才意想不到。「兩年前有師兄製作六四特刊，今年是廿五周年，莊員都反思，為何近年中學生都積極參與社會運動，但大學生卻反而不夠主動？我們比不上人走得前的中學生，也跟以前的大學生比下去。」薪火相傳，需要你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