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4年7月29日 星期二

香港多美好,你感受不到麼?

(本文29/7/2014 刊於《信報》 C7 女播天下 )  


《主場新聞》突然消失,甲與乙原本各自分享己見,不到兩分鐘,閒聊差點變成辯論比賽。一向情緒智商不高的甲,說着說着,臉都通紅。


甲:「旁人總以為,蔡東豪一定受到極大壓力,才會突然刪走《主場新聞》所有文章,忍着淚說goodbye。現在中共或中間人,根本不會明確恐嚇傳媒人要麼關掉網站,或是全家受害,只有行外人才會以為,當事人真的迫不得已,才把網站結業。他受到的壓力,你認為新聞界中人沒有受到嗎?仍在傳媒打拚的,尤其是高層,天天受到的無形干預,不會比蔡生少。」


乙,一貫的淡淡然:「你認為蔡先生是收到明確指示要即時刪走文章,或是誤判形勢、受到些壓力就趁機結業,真的有很大分別?」   


跑了多年新聞的甲,毫不客氣。「當然有分別!人家根本沒有具體動作,可能就給點壓力,你就把自己包裝成民主英雄,讓外界真以為新聞自由、言論自由都大不如前,行外人相信不是問題,連年輕記者也相信,會否天真了點?」乙不慍不火:「那你的意思是,大家都錯怪了中央,香港根本沒有什麼問題,林鄭月娥也有難處?」


甲, 還可以有什麼補充?想了半天,找不到理據去大讚當前香港形勢大好,人人安居樂業,新聞、言論自由不受限制。說她沒有干預傳媒高層處理新聞方針?都是獨立傳媒人、個別學者把維穩舉措誇張十倍?局內人清楚不過,她,沒有很大動作,只是擺擺手,找你喝杯下午茶,跟你談談新聞道德,最後,你聽懂多少,會否自我調整,就得衡量是否再想在傳媒有個地盤、有個平台發聲。  


身邊沒傳媒朋友也好,總之,留在香港,茶餐廳、巴士、港鐵上,碰上的打工仔與小商人,話題也離不開佔中。地產代理友好直言,支持佔中的人很無聊,認為花點精神搞好經濟才實際。有了自己事業的中年朋友很自責,怪自己是既得利益者,為了做生意,不想香港出亂子,但又深明年輕人都是為了香港前途才站出來。  


在咖啡店寫稿,鄰桌幾位看上去五六十歲的中產人士,看法很統一:「現在香港其實不錯,醫療又好,你看看大陸,情況有多糟。」  


把要求定得低,就會看到香港是多麼的美好!
 

 

2014年7月22日 星期二

夠條件移居寶島與濠江麼?



(本文22/7/2014 刊於《信報》C7 女播天下)

朋友相聚,最近的話題離不開這個。「有沒有打算離開香港,移民去?」上世紀九十年代,不少親友移居美加,常見是太太先帶子女過去,丈夫留在香港打拚。分隔兩地,能繼續夫婦情深意重,至今有幸遇上那麼兩三宗個案。最近返港的天主教社會傳播處新任主任,2000年*起就陪下一代到澳洲升學,自己同時進修。有祂的帶領,與留在港的另一半感情不變,確是好見證。單靠我等凡人定力?不靠譜。

 近期,有海外親友建議筆者為下一代想,全家離開所謂一國兩制的香港。美加澳紐的生活質素即使再好,慣了香港節奏急速的生活,要是到外國去,周六日與鄰居BBQ,去欣賞大自然美景的健康生活,暫時受不了。真的要走,有兩個熱點可以選,台灣與澳門,會挑哪個? 有尊敬的學者去年起就跑到台北去挑房子,另有事業如日方中的獨立女性也盤算移民台灣的可行性。喜歡純樸生活,不計較一般打工的收入較香港少一截,追求心靈滿足的,寶島是不錯。

 遇上台灣純品女孩、醉心新聞攝影,正在台北讀博士班的T台駐台灣記者國強,就是選擇以台灣為家的香港人例子。他說過,在台灣,沒有人會指他不找高工資的工作是不現實,生活簡樸,人家不會說他混得不好,生活質素不光看住在哪區、樓價多少。

當然,國強身邊的該以傳媒人為主,跑新聞的,不少都是浪漫人。台灣的新聞工作者,一般收入較香港同業低,但最令香港人煩惱的住房問題,在寶島相對不難解決。有捷運到達的板橋,十多年樓齡,有管理的小屋苑,四百多平方呎的單位,月租才5000多港元。

 要是在澳門又如何?一個四百多平方呎的單位,十多年樓齡,售價400 多萬澳門幣,且非個別例子,瘋狂情況不下於香港。當地一位前傳媒人,現在打政府工,算是中產人士。他說,十年前用了70萬澳門幣購買了一個單位,現在樓價暴升至1000多萬澳門幣。

 嘩,賬面賺很多!同桌另一朋友與他齊聲說,那只是數字遊戲。友人舉例說,同事賣了單位後,每月住房就要交貴租,賺的樓價不曉得還可以用來撐多久。

想移居澳門的,實力不夠強,還是別想。

* 更正: 最近返港的天主教社會傳播處新任主任,2005年*起就陪下一代到澳洲升學,自己同時進修。


 
 

2014年7月15日 星期二

為何在北京的他不願放手(四)

(本文15/7/2014 刊於《信報》 C7  女播天下 )

 跟K先生在北京相遇時,他天天埋首廣告公司打拚。最初,與同時從香港來的好友P 一起租了間幾十平方米(即是幾百呎)的單位,像深水的舊樓,生活條件不見得比香港好。那時,是2003年。


幾年間,在工作崗位跌跌碰碰,K沒多大埋怨,一切交給上天,反而造就了不少工作機會。以香港人身份發展,拿了工資較當地人明顯高一截。跟太太與兩個小孩住的逾千呎居所,跟在貝沙灣差不多。K說,同是從香港來的太太在當地也有工作,家庭收入加起來,在北京花是很不錯。「在北京拿個幾萬塊一個月算是中產,回到香港只能算是基層。雖說很多香港來的專才,近年在北京都要減工資,從10萬減到8萬,儘管再減到5萬,在北京還算很好。要是回香港呢,隨時只拿到3萬元月薪,怎能保持現在於北京的生活水平?」


從廣告創作到主理品牌推廣,再搞體驗式營銷還有創意培訓,負責的都是幾百萬、上千萬人民幣的大項目。聽來很威風,K坦言這十年積累的內地工作經驗,回到香港,市場需求根本不同,其實沒多大優勢。要他放開北京的一切,不易。「在北京拿高工資的香港人,會把小孩安排在國際學校,老實說,我難以負擔。我就把兒子安排到美籍韓國人在北京開辦的雙語學校,一班十幾人,學費4000多人民幣一個月,那也不錯。」


 一對兒子的升學基本搞好,K 還是說,北京的老問題,總會有些香港來的朋友受不了,最終還是決定放手回港。「總不能一面唱好,北京空氣污染問題的確很嚴重,我家就有三部空氣淨化器。還有內地的食物安全問題等等,有些朋友深思過後,為了下一代,還是選擇離開北京。」 北京的網絡監控手段愈來愈嚴,當然也是大事,K反而沒上心。「光看內地的新聞,大都只報道好的,要是不翻牆,不會知道香港發生什麼大事。面對艱難處境,有時要用智慧,在北京,我可以選擇不看,就不會影響自己情緒。」


 家,此刻不在香港,尚且可暫時不理這大都會當今的實際困境。留在香港,就會特別緊。希望你明白,人們都是愛這地方,才會有這樣那樣的舉措,你讓一步,別冷冰冰,好不? (完)


 

2014年7月8日 星期二

為何在北京的他不願放手(三)

(本文8/7/2014 刊於《信報》 C7  女播天下 )

 在北京的雙子座,看過兩篇專欄文章,生氣了。某天深夜在微博發了私信來,說相識十年,抵不過前輩的忠告,抵不過一個香港人對大陸人的看法。決定不再糾纏,放手。

 唉,一開始,把敏感部門的要員當朋友,是香港小記者的錯麼?跑江湖的新聞前輩,想必哈哈大笑。這問題,還要問?!尊敬的傳媒殿堂級人物說:「這人對你在公在私都有興趣,不要再回覆他,也不要再公開寫什麼了!」前輩的話,上次沒跟從。這次,真的要作結。

 5 月下旬又去了一趟北京,固然沒打算找雙子座,也不想打擾K 先生。跟K 相識,是在2003 年年底,當時,首次駐北京,他也是剛到首都工作幾個月。大家都是從香港來,年齡相近,加上跟他兩位男性好友都非常談得來;於是,這三男一女組合,那些年,只要北京沒發生特大事故,周一至周五晚上都會出來聚會。

 說好的聚會,下班前就得商議好在哪裏吃晚飯,某家港式茶餐廳,是咱們其中一個落腳點。餘慶節目就更規律,一定跑去三里屯某酒吧,捧舒夏的場。舒夏,日間,是北京郵電大學的本科生,晚上就跑去酒吧當歌手。她嘛,英語會話超好,跟台下的外國人攀談毫無難度。與我們這只吃香蕉船與雜果賓治的港客,看來特別投緣。她,每晚總會為我唱首陶晶瑩的《太委屈》。

2014年7月,舒夏已跑到美國留學,另外兩位好男人、好爸爸,P 和S,都回到香港定居。原來的四人組合,只有K先生,跟在北京認識的香港女生,即現在的太太繼續留守。幾年前,K 突然患上格林巴利綜合症,又名吉巴氏症,初時下身乏力,後來才知免疫系統出問題,隨時沒命,馬上回香港治理。印象最深,是親耳聽到他媽媽在病床旁說:「不理在北京賺多少錢,住多大的房子,還是回香港吧。」

 K 的患病與康復過程,成了傳福音的又一見證。家是香港,在家千日好?才不。問他為何在北京不放手,剛回香港公幹的他嘆謂:「回來幾天,從早到晚,在媽媽家看電視新聞,在鐵路列車上看新聞速遞,都是壞消息,街頭巷尾都在吐苦水。現在的香港,好像死路一條。」真的那麼悲?

2014年6月24日 星期二

為何在北京的他不願放手?(二)

(本文24/6/2014 刊於《信報》 C7  女播天下 )

嚴肅編輯對著初級記者,曾經這麼訓示過:你建議這新聞分上下集,提甚麼內容、明天再說,你怎知明天一定會播出!明天有大新聞怎辦?要有彈性才行!” 」當年,天天被他提示,差點麻木。N年後,寫了篇專欄上集,因被身邊前輩、重要人物(意指在我心中有個位置的)提點,原本不打算寫下集,被副刊話事人及多位友好追問下集去向,方憶起,高大編輯經常眉頭深鎖的那張臉、那套獨特見解。

 
行,說好的下集,仍然有「在北京的他」。

沒再提婚姻不愉快,他,有一次,帶了口中的太太來朝陽區,那香港廣告人開的甜品店捧我場。那晚,與友人在店內舉行了小小的音樂會,來聽的,包括有多位駐北京記者。

其中一位資深記者,備受我那位政府部門朋友讚賞。你看,全店的駐京記者,只有他一到埗就四處張望,留意周遭環境、有沒有特別人物,這是新聞人應有的舉措,當然,他跑中國新聞幾十年,跟只有幾年經驗的新手沒法比。」他口中的男記者,現在也當了大學學者,長駐大陸,也為某政黨寫了本書。對,他就是行家口中的大鬍子。

 
廣交朋友,是統戰的重要一環。來到北京,不管他把我當成甚麼,說實話,與他交往的那些年,真把他視為內地好友。博士畢業禮那天,他帶著下屬,來海淀區校園為我拍照,相片的確拍得很有水準。

他,從來像賭神,但那天,他破例和我來張合影。相片都存檔嗎?在你們部門,我那檔案有多厚?」他,但笑不語。那畢業論文,是談香港回歸前後電視新聞演變,他沒問,我就主動送他兩本,反正,他要拿,根本毫無難度。

 
北京之外,他的活動範圍,也包括香港。與他和同行的男女下屬,曾經到過九龍城的潮式糖水店,與九龍塘的某酒樓。作為好友,介紹一下香港美食當然沒問題。但,請原諒,當帶著學生到台灣採訪總統選舉,你希望知道是由對岸哪個單位接待等等細節,儘管資料很皮毛,但作為人家的老師,我不應、也不可向在大陸有身份的你透露。既然,你需要的,我不能提供,就讓咱們的友情冰封在某一年吧。

保重,雙子座。



 

 

2014年6月17日 星期二

當堂邊鶴變成新聞主角

(本文17/6/2014 刊於《信報》 C7  女播天下 )

那天中午,在餐廳邊吃邊看午間新聞的,大概佔全店九成人。幾部電視機均調教為靜音,有畫面沒有聲音,街坊依然看得入神。「只報道警察如何用胡椒噴霧對付示威者,為何沒說有多少名警員受傷?」在旁的中年夫婦,看來甚不滿示威者衝擊立法會,未細心留意餘下幾則相關新聞,已按捺不住。

 
咦,在清場行動中被警員帶走的,竟然是他!「喂,沒事吧,為何被警察箍頸?你有沒有表露記者身份?」掛線後兩小時,他坐在咖啡店,手執手掌般大的攝錄機,展示在立法會門拍到的混亂情況。「當時有沒有被粗暴對待?警方實在過分,他們有沒有先口頭警告?」

 
加入港台電視部十五年,現主力負責《議事論事》堂邊鶴環節的他,這次,果真由堂邊鶴變成新聞主角「連戴健文都有致電給我*,其實,不是太大件事,被警察帶走後,不用五分鐘,我又折返現場,與其他行家一起採訪,連某電視台的女記者都問我,為何那麼快又成功回來。」做傳媒的,眼見警方要清場,他明言怎也不願放棄在最佳位置拍攝。「我當時和另外幾位攝影記者一起,根本沒有阻礙警察行動,怎知一位警察叫我不要拍攝,我沒有回應他,突然從後就有幾個警察走過來,有些拉著我的背包,有些用拳頭拍打我,有些搔我的腰間。」

 
不問究竟就出手,警方有何解釋?「我當時被頸,沒法高叫自己是記者,但在場的行家都告訴警察,我是來採訪的,但警方根本不理。有位警察說,帶走我,是因為我站得前,與是否記者的身份無關。」縱然被打被頸,他,無意放大受害人身份。「警察打我十多拳,主要是拍打,不算很用力,只是想推走我。」

 
周五又開財委會,示威者有何行動尚未知,但那次在衝撃現場的他,就認為搶鐵馬想擲向立法會玻璃門的,是少數。「大部分示威者都很理性,一見有人想以激烈手法去表達,就會當面質疑對方是否來滲透,特意搞亂子。」

 
為新界東北村民發聲的青年人,縱有一腔熱誠,以防被滲透,冷靜行事乃至關重要。

又,這次本該寫《為何在北京的他為何不願放手(二)》,但換了話題,你,懂的。
 
* 更正: 「戴健文在面書私信我......」
 
 

2014年6月10日 星期二

為何在北京的他不願放手?(一)

(本文10/6/2014 刊於《信報》 C7  女播天下 )


        第一次跟他見面,大概是十年前,地點,在北京什剎海的孔乙己酒樓。那晚,是他們部門的人宴請台灣駐京行家。我嘛,當天收到台灣友好一通電話,說要介紹北京朋友給我。作為駐京新丁,當然求之不得。人生路不熟,要建立人脈網絡,多去飯局實在少不免。重點是,千萬別喝酒。

        當晚,沒人要我喝什麼黃酒,只吃了碗酒釀丸子。整晚,沒多說話,反正只有我一個香港記者,耐心地聽就行。快離開的時候,他遞上了名片,白底黑字,只印有名字、電話號碼。「我們的部門名稱不方便印在名片上,其實,我跟很多香港駐京的記者都認識,大家以後多聯絡。」不管名片上的名字是真是假,反正來跑新聞,廣交朋友不是壞事,尤其是政府部門的人,作為記者,不能、也不該避開。
 
        那晚之後,他積極跟我建立朋友關係。短訊、電話不斷,談的內容,幾乎跟公事沒什麼關係。「你是6 月生日的,哪天?噢,跟我差幾天,那我們都是雙子座!」往後的日子,他每次打電話來,或是短訊留言,都用雙子座這暱稱。相識後幾個月,某晚,與他出來吃頓飯,沒想到,他會來這一套。「我最近很不開心,跟太太關係很不好,與她沒有什麼感情可言。」那時雖然單身,但對他絕對沒有半點興趣。以為是工作上認識、私底下談得來的朋友,怎麼會這樣暗示?是自己給了人家錯誤訊息?不管對方是否有意用「美男計」,總之,小心為上,不敢當什麼戀愛顧問,那刻就板臉,沒補充,只光聽他抒發己見。
 
        印象中,自從沒回應他的不愉快婚姻生活後,對方也不再提感情問題。以後的會面,很多時候他也安排多一名下屬來,也談多了香港記者在京採訪事宜。前輩說,這樣符合他們的運作模式。「他們一般是一個傾談,一個記錄,也互相監督,你公事上和他交往,沒問題。」
 
        2010 年年中離開新聞部,請教專責大陸新聞的資深傳媒人,他的一番話,令我更下定決心結束這「朋友關係」。「作為記者,什麼人也可以是你的朋友、你的消息來源,但作為大學老師,就沒必要跟他們有交往。」可是,明示暗示多次,對方至今也不願放手……